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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保险史⑬丨张铁鞠：亲历911，服务人保36年（难以置信）创意礼品店名字，好听大气的礼品店名字，工会系列活动主题，礼品店名称大全，

原标题：口述保险史⑬丨张铁鞠：亲历911，服务人保36年

我的大学：北京对外贸易学院

口述丨张铁鞠 采写丨徐晓

我从1976年7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财政部的外事部门（也就是现在中国银行总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工作，直到2012年7月退休，整整36年的保险职业生涯，大约有一小半时间在国外、一大半时间在国内。

随着人保的机构体制改革，先后服务于“老人保”、人保集团、中再集团、人保财险。

1968年9月，在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年仅16岁的我背起行囊，离开省会城市哈尔滨，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中苏边界的北大荒度过了四年青春岁月。

1971年春天，财政部派人来团里选拔工农兵学员，招生条件规定：

“选拔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团里推荐了我，让我跟北京来的一男一女两位领导面谈。谈话也就十几分钟，两位领导相视一笑，点点头，年长的那位男同志说：“行啊，小伙子，你基本符合我们的要求，准备送你到北京外贸学校学习，是中等专业学校，你愿意去吗？”

我马上回答愿意，心想只要能上学，什么学校都可以！

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年面试我的，男同志是后来出任人保总公司副总经理的苑骅，女同志是秦道夫总经理的爱人王淑梅。文革期间，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合署办公，所以他们都属于财政部的干部。

1972年夏，我走出北大荒，来到日夜向往的首都北京，掀开崭新的一页。

北京对外贸易学校位于安定门外原北京电影制片厂旧址，周围是郊区农村，到处都是庄稼地和菜地。学校一穷二白，在校期间，我们学员自己动手，和建筑工人一起建起了教学楼、宿舍楼和游泳池。

1972年是对外贸易学校自文革停办后首次恢复招生，共有230名工农兵学员，其中20名学员属于国家财政部委托外贸学校代培，我是其中一员。

当时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中明确提出：学校以培养我国对外贸易战线上德才兼备的革命干部为基本任务，学制三年，开设政治理论、外语、基础知识（包括外贸知识）、军事体育、生产劳动等五类课程。

这一届主要是培养外语人才，有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本语、朝鲜语、越南语和阿拉伯语，共十个语种。大多数人学习英语，属于一系，其他语种属于二系。阿拉伯语、朝鲜语、越南语学生少，三个语种为一个大班，学习外语时分开上课，其他课程大班上课。

我所在的越语小班仅六名学生，三位老师。到了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意识到越南语使用面很窄，因此就开始悄悄地自学英语，这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由于学校体制的变化，我在四年中先后读了中专、大专、本科课程，后来我们被认定为本科学历。学校也经历了“北京对外贸易学校”、“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的名称变化，现在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成了我告别大学的毕业典礼。

1976年越南完成南北统一。为了顺利接管西贡（现胡志明市）的金融保险，应越南财政部的邀请，中国政府派金融保险代表团访问越南。当时财政部没有越南语翻译，就临时抽调正在外贸学院学习的我为代表团服务。

我提前一个月到财政部管辖的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实习，学习金融保险专业知识和业务术语。

人保总公司的老干部们十分热心，耐心给我讲解业务，我也十分认真刻苦学习，当时也没有中越字典，我只能凭自己的理解自编了业务小字典以及有关越南的资料。

公司政工部门派人带我到北京红都服装店做了一件雪花呢子大衣、一件夹大衣、两套中山装，还买了一双皮鞋、一个旅行箱。中山裝是我的出国礼服，也是我二十几年来穿的最好的服装。

四年前我还是一名身穿破旧军装，冬天为了防寒腰系草绳的北大荒知青，今天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却穿上礼服，即将随团出国，真是天壤之别。

中国金融保险代表团由人保总公司的冯天顺副总经理带队，成员包括总公司业务处、再保处以及中国銀行广东省分行的负责人。

我是代表团最年轻的成员，当然也担负起照顾老干部的义务。当时我还很忐忑，毕竟所学有限，怕不能胜任，冯总说：没事，你就大胆翻译个大致意思就行。

1976年2月17日，代表团乘坐中国民航班机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受到热烈欢迎。

我们先后拜会了越南国务院总理、财政部长、越南保险公司总经理；参观了河内的胡志明陵墓、博物馆、工厂；然后从河内乘越南军用运输机来到胡志明市（西贡），拜会了越南南方保险公司，参观了西贡港，游览了胡志明市容。当时城市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

3月3日结束访问后，代表团从河内乘火车回国。

当时越南财政部的接待人员给我们每人一竹篮子水果和食品，把我们一直送到中越边境，含泪挥手向我们告别。

访问越南

图中戴眼镜者为冯天顺副总经理，其身后为张铁鞠

1976年7月大学毕业，该分配工作了。

当时人民银行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银行、保险公司都隶属于财政部，大家习惯称呼中国银行和保险公司为“外事片”，在内部，人保总公司是一个副局级单位。

1976年我参加工作时，财政部部长是张劲夫，人保总公司总经理是耿道明。中国银行和人保公司两个单位“共有”一个人事处，我们这批经贸大学代培的20名工农兵学员。其中一人毕业后直接去了西藏，19人由人事处统一分配，中国銀行10人，保险公司9人。

分到保险公司的9人，包括英语系（一系）的吕英才、刘利民、刘军付、雷庆忠、沈喜忠、章国钧，还有东西语系（二系）的时国庆（意大利语）、丁长清（法语）和我（越南语）。

我被分配到保险公司业务处。

一步跨进西交民巷108号，从此开启了我长达36年的保险职业生涯。

新员工都住在公司院内的集体宿舍，我住在二楼，是一间容纳12人的大宿舍。员工食堂就在公司对面中国银行办公楼院内，可以说衣食住行十分简单方便。

当时公司里没有业务资料，没有专业书籍和英文材料，专业技能和业务经验都装在老师傅们的脑子里。

我的老处长是张崇福，副处长是杨子久，老师傅们每人各自负责一摊业务，相当于现在的科室。

我主要学做国际贸易进口货物海上运输保险业务，带我的师傅是欧阳天娜和李锵，五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我跟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时候干群关系都比较简单，领导也没有官架子。在越南访问期间，我跟冯天顺副总经理一老一少，在海边散步、游泳，无拘无束。

印象最深的是，我称呼他冯总经理、冯团长、冯局长，他严肃地对我说：

“对外，在外事场合可以这样称呼；在公司内部，你就叫我老冯，我叫你小张。”

我上班后比较勤快，每天早早地到公司，打开水、拖地、擦桌子，打扫厕所这些活儿都给干了，然后学习英文和业务。

有时候下了班也不回宿舍，就在办公室学英语，结合工作实际，我主攻保险业务英语。这些都被冯总看在眼里。

有时候夜里要冯总值班，他有事就让我替他在办公室值班守着电话，我也乐得，一人一屋，正好可以学习。

后来公司要派人常驻英国，冯总（已经升为总经理）让我去。

舆论哗然：

这么多学英语的，怎么派个学越南语的去？我有顾虑，去找冯总，冯总说：“没事儿，人家有嘴，咱有耳朵，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来。”

1979年3月，人保派我和办公室潘履孚去伦敦工作。当时保险公司是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内部的一个股，在此之前，人保曾派过三批干部，我们加入后，与先前外派的两位再保险处同事（他俩于1982年先后调回）共四个人组成保险股。

我在伦敦主要负责总公司和“广大上青天”（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五大口岸分公司委托的一些具体业务（主要负责直接业务方面的海上船货救助、船舶海上碰撞、船货共同海损、理赔追偿和法律诉讼工作）。

后期还参与了英国保险（中国）有限公司的筹建工作。

我刚到伦敦时，偶遇行长秘书汤姆斯女士，她对中国人十分友善，主动跟我说：有事你就来找我，coffee time, tea time都可以来找我聊天。

我就真的每天上下午的工间15分钟都找她聊天，写了什么东西也请她帮我看看，伦敦中行楼下的咖啡厅，就成了我们一对一的英文课堂，我的英文水平提高很快。

后来得知，她的未婚夫是个飞行员，二战时期阵亡了，她自己在战场上当过护士，终身未嫁。

伦敦分行安排我到当地驾校学了几个小时，我在北大荒就开过两轮和三轮摩托车，因此驾车学得很快，路考和笔试一次通过。

我在保险股四人中最年轻，每天驾车上下班，机场迎来送往，接待人保国内和香港公司来访团组和实习生，充当业余司机兼导游。

1980年1月，中行伦敦分行保险股撤销，设立人保驻伦敦联络处，潘履孚任首席代表。联络处办公室设在伦敦城芬彻奇街100号(100 Frenchurch Street）。

1980年人保恢复办理国内业务，国外业务也在传统的水险业务基础上全面发展非水险业务，新险种不断推出，因此总公司业务需求增加了很多。

面积仅一平方英里的伦敦金融城是英国金融保险中心，劳合社、大保险公司、再保险经纪公司、海事律师事务所、船东保赔协会，均聚集于此。

联络处为总公司提供了大量业务信息和开办新险种的业务资料。同时，总公司和五大口岸分公司委托联络处协助办理的船舶海上碰撞、船货海上救助、海运货损货差索赔和追偿等法律诉讼案件日益增多。

我天天有干不完的工作，接触面越来越广，学习和实践机会越来越多，业务水平提升较快，为我今后几十年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0年代初期，人保承保了中国远洋运输公司600多艘远洋船舶，和中国外贸进出口公司的货物运输保险，因此法律纠纷案件也比较集中，多数仲裁或诉讼案件都集中在伦敦仲裁庭和英国高等法院海事法庭审理。

1979-1981年期间在伦敦分行的宿舍楼

人保天津分公司承保的天津远洋运输公司的金平轮，于1976年12月8日在苏伊士湾东航道西侧被巴拿马籍意大利船东的挖泥船玛莉亚·路易斯号碰撞。

事故发生后，对方要求我方提供赔偿损失担保金额高达300万美元。经人保公司与对方反复交涉，最后将担保金额降低到100万美元，我方向对方索取了13万美元的损失赔偿担保函。

造成此次碰撞责任在对方，我方为了尽快结案，曾主动做出让步，愿意承担1/3的碰撞责任，但是对方把我方主动让步看作示弱，拒绝承担责任。

最后，人保总公司决定将此案提交英国高等法院海事法庭审判。

由人保天津分公司和天津远洋运输公司派代表以及原金平轮船长和二副于1983年3月3日來到英国出庭作证，我全程参与了此案的庭审过程。

经过七天的紧张的审判，1983年3月11日，英国高等法院海事法庭法官希恩(Barry Sheen)，当众宣判玛丽亚·路易斯号挖泥船在碰撞中应负100%的责任，我方获得全胜。

对方赔偿我方修船费用和六年的利息及法律費用损失，共计13万美元。英国《金融时报》立即发表消息，盛赞“中国船长是合格的、称职的”。

这是我国在英国高等法院海事法庭百分之百胜诉的第一案例。

我陪同中国方面的两位证人（金平轮船长黄康和二副郑克诚），还有天津远洋公司和人保天津分公司的经办人员（天远海务监督室主任赵绪庭和天津人保付桐石），在英国高法院海事庭出庭七天，也可以说是奋战了七天。

每天中午休庭，我事先给他们准备了面包、香肠、饮料等简单的午餐，坐在法院走廊长椅上，边吃边讨论下午开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晚上我们回到人保联络处，总结一天开庭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准备第二天的出庭作证的材料，针对有关问题反复演练，要求我方证人把我方律师所准备的材料要背熟记牢。

我扮演法官和对方律师，来向我方两位证人黄船长和郑二副提问。

我方两位证人技术力量很强，航海经验丰富，都是老船长。七年前金平轮碰撞时的二副，1983年出庭時已经是大连远洋公司最大油轮的船长。

所以黄船长和郑船长两位证人出庭作证，他们丰富的航海经验和过硬技术以及诚恳的态度，为我们打贏这场官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因为他們面对的英高等法院海事法庭法官，他也是航海家，审理海事案件经验丰富，内行和内行讨论问题，回答问题的对錯、真假，一看就知，一听就明。

按常规，法官庭审結束，全体起立目送法官离席，等待一两周后诉讼双方再到法庭接受宣判，然而这次法官站起身却没有马上离席，而是面对双方辨护律师和证人说：“你们今天下午三时到庭接受最后判決书。”

法官当众宣布我方百分之百胜诉之后，我们如同奥运会赛场上获得金牌冠軍的运动员一样的激动兴奋，欢呼拥抱。我在法院旁边礼品店买了三个小奖杯送給他们并合影留念。

事后，人保总公司也先后邀请希恩法官夫妇和我方辨护律师思东先生到中国参观访问。

从金平轮诉讼案以后，我一直跟希恩法官保持良好关系。后来有另一个海事案件，我去向他请教，他说，如果让我判的话，你们承担的责任大。我把这个情况报告总公司，就庭外和解了。

1986年张铁鞠拜会英国最高法院海事庭希恩法官

1986年10月，人保总公司决定调我回国。当时我爱人还在中行伦敦分行工作，也向时任金行长申请回国，尽管金行长一再挽留，最后还是放行。

人保总公司已搬进阜成门内大街410号新大楼，我原来所在的业务处已经升格为国外业务部，当年的魏润泉老师是国外部总经理，比我先回国的老潘已经从办公室主任升任公司副总经理。

当年我刚进公司时，耿道明总经理、冯天顺副总经理都不允许我们称呼他们官衔，只叫老耿、老冯；十年之后，公司同事提醒刚从国外回来的我，不能再“老魏老潘”的叫，该改口叫魏总、潘总了。

国外部下设船舶险处、出口货运险处、进口货运险处、航空险处、非水险处、营业处，我被分配到进口货运险处，担任处长。我们处负责全国海陆空进出口货物运输保险的展业、承保、检验、理赔、追偿、仲裁、诉讼和各分公司相关业务的管理工作。

1987年中，公司开始改革试点，要新组建一个营业部，搞总经理竞聘上岗。当时国外部的六位处长都报名参加竞聘，只有我没有报名。

后来公司领导找我谈话，说改革是新鲜事物，要认真对待，积极参与。我只好报名，按照要求准备了一份开展业务的可行性报告并做好答辩准备。经过演讲、答辩、票选几个环节，经公司总经理室研究决定，聘任我为营业部总经理，任期三年。

改革方案规定了经营指标和奖惩条款，签字画押，“惩”的力度远远大于“奖”的。我是业务干部出身，对完成业务发展指标比较有把握。公司放权由我来提名组建班子，呈报公司总经理室审批任命。

我提名第一届保险研究生陈宪平担任营业部助理总经理，还有五个处长、副处长，都年富力强，业务经验丰富。营业部总共52人，员工多数都是大学本科毕业。这支队伍也没有辜负公司的期望，连年超额完成任务。

在营业部期间，我曾任中国航运法规委员会委员、中国海商法协会理事、中国防止国际海运诈骗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就设在人保营业部）。

三年任职期间破获多起重大国际海运诈骗案件，为国家挽回和避免了经济损失8000多万美元。

那一年的“风波”过后，营业部发生重大变动，半数以上员工离开，有的去了别的部门，有的离开了人保公司。我也卸任营业部总经理，转岗到再保险部任职。

1991年至1993年8月，我在人保总公司再保险部担任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

美国的三大“长尾巴”责任险（石棉、油污、董责险）是世界保险业的一个痼疾，对人保也有不小的影响。我到再保部以后，采取了“拧紧水龙头”的方法，凡是美国责任险的业务，一律暂停赔付，一笔一笔查清楚来龙去脉，再根据合同和法律，跟对方交涉。

其中一笔与美国A公司的“再保险长尾巴业务”，是我亲自去跟A公司董事长面谈的。

人保在早年间接了美国A保险公司分出的美国责任险再保险合同业务，大约有涉及金额几千万美元。而且人保还有700万美元的现金担保押在美国的银行里，如果不按期支付赔款，美国A公司可以直接提款。

1992年夏，我带着两名助手去纽约A保险公司总部跟他们谈判。

对方是A公司负责再保险业务的总经理、财务部总经理，还有律师等人，翘着二郎腿坐成一排，很是傲慢，一上来就问：张先生你带赔款支票了吗？

我说没有。其实走之前李裕民总经理说过，你就跟A公司协商，把这700万赔给他们就完了，把责任了清。我心里有底牌，可是人家一张口就几千万美元，而且是未了责任还是个未知数，我这700万根本不够。我就说没带支票，我就跟你来谈这个事怎么解决。我说：

A公司是中国起家的，咱们两家是友好公司，我们接了你几笔业务，现在已经赔给你一千多万美金了，你才给我多少分保费？

他们指着墙上的地图说，随时可能发生地震、火灾，我们公司要赔钱，你作为分保接受人也要赔，赔多少是个未知数。

我一听就火了，当时拍桌子说，没有你这样谈的，bye-bye！我就带着两名助手走了。

我们三个人坐飞机奔到洛杉矶谈另外一个案子去了，跟A公司就算谈崩了吧。

我正在洛杉矶的时候，A公司亚洲部的总经理打电话来，那是一个华人，他说张总，我们董事长听说你来了，想请你回来。我说要从洛杉矶回国了。他说不行，你想办法得回来一趟，A公司董事长亲自和你谈。

我马上请示北京，李裕民总经理说，人家董事长要见你，这么大面子你就回去吧。我就退了民航机票，自己一个人回去了。A公司替我买的机票，从洛杉矶飞纽约，我第一次坐头等舱，第一次住五星级饭店。

第二天，再去A公司总部。到董事长的办公室一看，就老头自己坐在一个小红沙发上，对面是给我留的座位；再看上次跟我谈判的那一帮人，坐在一旁的椅子上，一声不吭，跟那天的傲慢劲儿完全不一样。

A公司董事长很有经验，先说要赔款，又说要那700万现金担保，像挤牙膏似的，拉锯式谈判。我始终坚持一分钱不赔。最后他说，你多少得赔一点，哪怕你赔我1美元，也算赔我了，我得向董事会交代。这句话让我抓住了，我说那就这样，我赔你1美元，未了责任就一刀切断了。最后A公司董事长同意了，还跟我说这么一句话：A公司的大门对你是永远敞开的。

双方达成协议之后一个月，700万美元入了人保总公司财务部的账。

三个月之后，A公司拿到了进入中国开设营业性机构的批文，一家寿险、一家产险，都在上海。

1993年8月，我离开再保部，到保险研究所短暂任职一年之后，于1994年10月再次被公司外派至美国，直至2002年底回国，一共待了8年。这次我爱人也被中国银行派往纽约分行，担任副行长。

前四年，我担任人保驻纽约联络处首席代表，并在人保与AIG合资的中美保险控股公司和中美保险纽约分公司兼职。主要负责市场调研、仲裁诉讼、培训实习生、监督合资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筹备一年一度的董事会、代表中方股东与美方股东交涉有关合资公司的重大事项；兼管中国保险北美服务公司，负责进出口货物检验、理赔、追偿、法律诉讼等业务。

1998年国内的人保“分家”之后，原人保纽约联络处划归中国再保险公司，我主要负责再保险市场的调研、业务开发、再保险索赔纠纷的仲裁和诉讼，并兼管中美控股公司和中美保险纽约公司。

其间，亲历了惊心动魄的“911”事件。

因为我住在新泽西，进纽约要过河，为了躲开上班高峰期，平时早晨六点多就出门了，把车停在纽约市中心，再坐地铁过去，七八点钟应该是到了。我们的办公室就在世贸中心北塔43层。

2001年9月11日刚要出门，我爱人那天正好休息，她说：你不是跟世贸中心管房子的人约的十点钟谈事吗？不着急，先陪我上健身房。这样我们俩就去小区健身房，锻炼了大约一小时。

回来我换好衣服拎包要走，她说我饿了，做点早餐吃吧。平时我们从来不做早餐，都是吃点面包各自上班，这天又得煎鸡蛋又得烤面包，忙活半天，我出门就已经八点多了。

我开车还没到华盛顿桥，市内银行的一位姓王的同事打我手机，说张总，你的楼起火了。这是第一架飞机撞上了。

我说坏了，干保险的比较敏感，一听说起火了肯定不是好事，我掉转车就往回赶。回到家里以后，我提溜着相机就带着爱人开车到新泽西这边的船码头，正对着世贸双子座。

车还没停稳，我爱人说，你看那楼怎么了？我回头一看，就这一瞬间，那两个楼塌了。我抄起相机就拍照，照下了一部分塌楼的过程。

以前人保在美国有六七个人，后面陆陆续续调回国，那时候就剩我和徐燕青两人了，徐燕青在中美保险公司任副总经理，在AIG大楼里面，离得比较远，平时联络处办公室就我一个人。

“911”之后，第一个传真是中再戴凤举总经理发来的，问我情况如何，我说安全没事。后来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也来统计情况，要向国内汇报。

中资机构13家公司就伤了一个，没有死人。就有一个北京外贸公司的总经理，跑到一层，电梯坠毁，气浪把他推出去摔断了腿。大厅里面人都乱哄哄地往外跑，他就拽住两个美国人，让人给拖出去。

拖到半路有一个美国人把他甩开，自己逃命去了，他就抱着另外一个人的大腿，他说我用吃奶的劲抱着死活不放，那个人把他拖出去了。因为9点钟上班，很多人还在路上没到呢。

其实世贸双子座那个大楼非常严实，修得跟个铁塔似的，1993年的时候曾经有个恐怖袭击，一车炸药在地下车库爆炸，没事儿。当时的人保首席代表刘建英从三十多层跑下来，躲过一劫。

这次真是太惨了，2600多人一瞬间就没了。

2002年12月，我调回人保，这时候已经改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8月至2005年10月，总公司派我去天津市分公司当了两年总经理。

2005年10月之后，回到总公司，先后在特险部和再保险部工作。

2012年4月，年满60岁，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结束了我在人保公司36年的职业生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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